【柳氏医派】柳少逸：承扁鹊医学之术 扬越人复健之法（2）

承扁鹊医学之术  扬越人复健之法

柳少逸

（接上文）

下面就药物外治法的发展史略，谈一下承传扁鹊之术的意义。

1、医学理论的完善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：

2、本草学的突出成就，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：

宋元时期的本草学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。北宋开宝（公元973年，至嘉裕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的八十年间，宋政府组织力量对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作了三次重大修订，共载新旧本草1082种，比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增加了238种。四川名医唐慎微（约于1082年）所著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简称《证类本草》，载药已达1558种，附载古今单方验方3000余首，方论1000余首，后经政府在北宋大观二年至南宋淳祜9年（1108～1249年）141年的时间内四次修订（《大观本草》、《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、《重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），载药1746种，流传五百余年，一直为本草学的范本。另外，金元时代王好古的《汤液本草》和张子和的《珍珠囊》，总结了历代一整套使用自然药物的规律，促进了外治用药的发展。再如明代，出现了中国医学世上最为著名的医药学巨著——《本草纲目》。作者李时珍经过27年辛勤努力，于1573年完成这部五十二卷的巨著，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，载药达1872种，附方1万余个，记载了许多外治方剂。

在上述本草学专著中所记载的中草药，或为外用专药，或兼外治作用，或为“内”药外用，以及所附外治方等，丰富了外治疗法的药物部分，为临床用药确立了方向。

3、方剂学的发展，促进了外治疗法的发展。

宋元时代，政府和医学家编著了大批方书，其中大量记载了外治疗法。从整个中医学发展的过程来看，宋代无论是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各科，均有突出的进展。由于北宋皇帝对医药的重视，及士人知医的风尚，开办了医学教育，组织编辑、整理医书，从而形成了方书如林的局面。宋代由政府组织编著的三部大型方书——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中所载录的外用方剂，一直影响着该时期乃至后世方剂学和外治法的发展。如《圣济总录》（1111～1117年）载有药膏260余首，散剂90首，膏药38首，熏洗剂38首，药饼7首，烟熏剂4首等，调制药膏的基质有：水、醋、酒、蜜、菜子油、香油、猪油、猪胆汁、牛乳、鸡子白（黄）、朴硝水、甘草水等；此外还有药线、葱熨法等外治疗法；临床上广泛应用外科疾病、肛门疾病和皮肤病。由于古代“经方”多以家传方形式存于名门豪族，由于皇家重视医药，宋代有名士编撰方书二十余种，这是宋代方书的重要特色。如严用和《济生方》（1253年），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（1174年）、许叔微《普济本事方》（1132年）、张锐《鸡峰普济方》等医家个人所著的方书中，已有不少的外治疗法内容。如《普济本事方》称：“临时看疮口纴纴，只以纸捻子送入药……。”《济生方》以药捻（纴）引流与外敷药相结合治疔疮，先用针刺破，“以蟾酥追毒丹，纳针孔中，仍以纸捻送下……其上封以乳香膏，四旁肿处，敷以乌龙膏——两三日疮溃，拔去，仍敷以乳香膏，脓尽生肌”等。

明清时期，方剂学专著数量之众多，内容之丰富及对方剂学理论的研究和论述，都是方剂学史上少有的。朱棣等的《普济方》、吴琨的《医方考》（1584年）、汪昂的《医方集解》（（1682年）及吴仪洛的《成方切用》等大型方书的出现，将外治法方剂学推上了一个高潮。外治方广泛应用到内、外、妇、儿临床各科中，尤其在外、伤、皮肤和救急中，更是以外治方为主。为临床上外治疗法的运用，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的理论体系。

4、临床各科的突出成就，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。

宋元时代，外治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更加广泛。董汲《脚气治法总要》，详细记载了治疗脚气病的外治方法。王执中《针灸资生经》载有附子饼灸。东轩居士《卫济宝书》载有掺药、软膏、膏药、熏洗药等治疗外科疾病。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重点论述了敷贴法、淋洗法、热熨法等的应用方法和作用原理。陈实功《外科正宗》进一步总结了外科外治疗法，对疮疡痈疽的治疗，广泛应用药膏、膏药、药条、生肌散和熏洗法、热熨法，热敷法、药筒拔法等疗法。吴谦等编著的《医宗金鉴》，系清政府统一纂修的医学丛书，载有灸法、药筒拔法、熏洗法、敷贴法（膏药、药膏）、掺药法等外治疗法。王洪绪著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，载有敷药36首，吹药12首，膏药8首，强调痈疽的治疗应辨明阴症或阳症，对阴疽、冻疮等疾病应用阳和解凝膏外贴。许克昌等的《外科证治全书》对外科和皮肤病的治疗中多是应用外治疗法。其卷五载有灸法、敷法、敷药法、洗涤法、拔毒法、蜞针法和桑枝火烘法等外治疗法。清代名医赵学敏将铃医赵相云的医疗经验汇集整理成《串雅内编》、《串雅外编》，介绍了许多简便验廉而卓有成效的民间外治法经验。

正是在医学理论的形成，本草方剂及临床各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将中医外治法的体系推上了高潮。并由此而在清朝有吴师机所著的外治法专著《理瀹骈文》一书问世。使外治法发展到了更为完善的境界。在外治疗法发展历程中，吴氏疏理了外治渊流，尤其推崇《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之源和清代外治发展之成就。在外治理论方面，吴氏认为：“凡病多从外入，故医有外治法”，“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，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，所异者法耳。医理药性无二，而法则神奇变换”。“外治必如内治者，先求其本，本者何？明阴阳，识脏腑也。”说明外治之法乃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临床仍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主导，故又云：“理通则自通矣，”“原其所从来，究其所终极。审其有余，察其不足。察其阴阳，审其虚实。”认为“人病不外气血凝滞，及阴有寒湿，阳有燥热而已。”在治疗上，吴氏主张：“预事以防患，广略以取胜。同则相统，杂则相并。寒佐热佐，通用塞用。阴阳、上下、升降不胶于治。”“推而纳之，动而伸之，随而济之，迎而泄其邪气，养其精气。”在治法上，分三焦论治：上焦病，以药研细末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。”“中焦之病，以药切粗末炒香，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。”“下焦之病，以药或研、或炒，或随症而制，布包坐于身下，为第一捷法。”临床上应用膏药、敷、熨、熏、洗、擦、坐、嗅、缚等数十种之多，其中尤以膏药为主；在药物选用上，“膏中用药味，必得通经走络，开窍透骨，拔病外出之品为引。”“膏中用药味，必得气味俱厚者方能得力。”“膏药，热者易效，凉者次之，热性急而凉性缓也，攻者易效，补者次之，攻力猛而补力宽也……只在对症耳。”“表里、温凉、补泻之药咸备……假猛药、生药、香药率领群药，开结行滞，直达病所……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已。”临床选穴，吴氏认为：“膏药贴穴，不专主一穴。”但又不过前后身、上中下三部，大约心口，脐中为多。在适应症上，可广泛用于“不肯服药之人，不能服药之症。”在疗效上，“外治之学……与内治并行，而能补内治之不足”，“可以统治百病”，如此等等。从而为外治疗法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规范，正式创立了外治疗法的学科，使之成为中医治疗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5、外治法的现状和展望

建国以后，由于中医政策得以实施，使中医学得到迅速发展。外治法在理论探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也有了不少的发展和创新。但由于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，一部分人尤视外治法为“雕虫小技”，而遭歧视。在六十年代以前，外治法多以民间疗法形成存在，除散见于刊物外，很少有人问津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，随着国家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政策的实施，中医外治疗法的应用，方得以引起重视。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情况，即随着人们对药物（尤其是西药）的毒副作用对人体伤害的关注，于是众多中医外治法丛书问世。其中亦有“书中走、书中行”摘抄之作。目前外治法的研究，虽然也有发展，但亦应当看到，非药物疗法、外治法尚处于非主流的医疗技术地位。不要说难有吴师机《理瀹骈文》的经典之作，也少有清代赵学敏重视铃医的实践之作。故对开展中医外治法及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临床研究与应用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余曾于1990、1991年主持召开了“山东省中医非药物疗法学术研讨会”，及“山东省中医外治法学术研讨会”。鉴于目前有12807种中药的现状，尝于2000年主持召开了“山东省地方中药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”。意在使中医外治、中医非药物疗法及地方中草药的临床应用，引起大家的关注，并使之在我国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。为了使扁鹊医学中之“汤液、醴灑、镵石、撟引、案扤、毒熨，及《内经》中的“汤熨”、“火灸刺”、“焠针”、“药熨”、“九针”等古代外治疗法继承之、发扬之，故力倡在历代医家的成熟经验基础上，承扬越人复健之术。尤其对现代医学难愈之症，诸如中风后遗症、脑外伤后遗症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痛经、风湿、类风湿病、伤筋、劳损等病，及在人类残障的复健医疗中，发挥中医康复保健技术的长处，以完善中医复健医学体系。

综上所述，从中医学的结构，上朔至先秦扁鹊医学及《内经》医学的结构，余认为：复健医学是继预防医学、临床医学之后，新兴起的第三种医学模式。中医复健医学是以中医学之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、形神统一的生命观、和太极思维的辨证观为指导，采用中药、针灸、推拿、传统按摩、导引、食疗、情志疗法等综合方法，使病残者的身体、心理、职业及社会活动都能获得恢复，从而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，还原社会角色的一种独具中医特色的医学模式。故尔，承扬扁鹊医学之术，弘扬越人复健之法，是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同时，亦是完善基层社区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亦是余倡导构建社区中医复健工作室体系之初衷。（全文完）

【注】本文节选自柳少逸2007年“国学讲座”。